每個作家都有他成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為什麼成了一個這樣的作家，而沒有成為像海明威、福克納那樣的作家，我想這與我獨特的童年經歷有關。我認為這是我的幸運，也是我在今後的歲月裡還可以繼續從事寫作這個職業的理由。
從現在退回去大約四十年，也就是20世紀的60年代初期，正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古怪而狂熱的時期。那時候一方面是物質極度貧乏，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幾乎可以說是在死亡線上掙扎；但另一方面卻是人民有高度的政治熱情，饑餓的人民勒緊腰帶跟著共產黨進行共產主義實驗。那時候我們雖然餓得半死，但我們卻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包括美國人――都還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苦難生活之中。而我們這些餓得半死的人還肩負著把你們從苦海裡拯救出來的神聖責任。當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國對外敞開了大門之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如夢初醒。
在我的童年時期，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照相這碼事，知道了也照不起。所以我只能根據後來看到過的一些歷史照片，再加上自己的回憶，來想像出自己的童年形象。我敢擔保我想像出來的形象是真實的。那時，我們這些五六歲的孩子，在春、夏、秋三個季節裡，基本上是赤身裸體的，只是到了嚴寒的冬季，才胡亂地穿上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的破爛程度是今天的中國孩子想像不到的。我相信我奶奶經常教導我的一句話，她說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是沒有受不了的罪。我也相信達爾文的適者生存學說，人在險惡的環境裡，也許會煥發出驚人的生命力。不能適應的都死掉了，能夠活過來的，就是優良的品種。所以，我大概也是一個優良的品種。那時候我們都有驚人的抗寒能力，連渾身羽毛的小鳥都凍得唧唧亂叫時，我們光著屁股，也沒有感到冷得受不了。我對當時的我充滿了敬佩之情，那時我真的不簡單，比現在的我優秀許多倍。
那時候我們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單純，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們就像一群饑餓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裡嗅來嗅去，尋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許多在今天看來根本不能入口的東西，在當時卻成了我們的美味。我們吃樹上的葉子，樹上的葉子吃光後，我們就吃樹的皮，樹皮吃光後，我們就啃樹幹。那時候我們村的樹是地球上最倒楣的樹，它們被我們啃得遍體鱗傷。那時候我們都練出了一口鋒利的牙齒，世界上大概沒有我們咬不動的東西。我的一個小夥伴後來當了電工，他的工具袋裡既沒有鉗子也沒有刀子，像鉛筆那樣粗的鋼絲他毫不費力地就可以咬斷，別的電工用刀子和鉗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齒就可以完成了。那時我的牙齒也很好，但不如我那個當了電工的朋友的牙齒好，否則我很可能是一個優秀的電工而不是一個作家。1961年的春天，我們村子裡的小學校里拉來了一車亮晶晶的煤塊，我們孤陋寡聞，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一個聰明的孩子拿起一塊煤，咯嘣咯嘣地吃起來，看他吃得香甜的樣子，味道肯定很好，於是我們一擁而上，每人搶了一塊煤，咯嘣咯嘣吃起來。我感到那煤塊愈嚼愈香，味道的確是好極了。看到我們吃得香甜，村子裡的大人們也撲上來吃，學校裡的校長出來阻止，於是人們就開始哄搶。至於煤塊吃到肚子裡的感覺，我已經忘記了，但吃煤時口腔裡的感覺和煤的味道，至今還牢記在心。不要以為那時候我們就沒有歡樂，其實那時候我們仍有許多歡樂，我們為發現了一種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歡欣鼓舞。
這樣的饑餓歲月大概延續了兩年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們的生活好了起來，雖然還是吃不飽，但每人每年可以分到兩百斤糧食，再加上到田野裡去挖一點野菜，基本上可以維持人的生命，餓死人的事愈來愈少了。
當然，僅僅有饑餓的體驗，並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但饑餓使我成為一個對生命的體驗特別深刻的作家。長期的饑餓使我知道，食物對於人是多麼的重要。什麼光榮、事業、理想、愛情，都是吃飽肚子之後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因為吃，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淩辱，因為吃，我才發奮走上了創作之路。
當我成為作家之後，我開始回憶我童年時的孤獨，就像面對著滿桌子美食回憶饑餓一樣。我的家鄉高密東北鄉是三個縣交界的地區，交通閉塞，地廣人稀。村子外邊是一望無際的窪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我每天都要到窪地裡放牛，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已經輟學，所以當別人家的孩子在學校裡讀書時，我就在田野裡與牛為伴。我對牛的瞭解甚至勝過了我對人的瞭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樂，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們心裡想什麼。在那樣一片在一個孩子眼裡幾乎是無邊無際的原野裡，只有我和幾頭牛在一起。牛安詳地吃草，眼睛藍得好像大海裡的海水。我想跟牛談談，但是牛只顧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著天上的白雲緩慢地移動，好像它們是一些懶洋洋的大漢。我想跟白雲說話，白雲也不理我。天上有許多鳥兒，有雲雀，有百靈，還有一些我認識它們但叫不出它們的名字。它們叫得實在是太動人了。我經常被鳥兒的叫聲感動得熱淚盈眶。我想與鳥兒們交流，但是它們也很忙，它們也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滿了悲傷的感情。在這樣的環境裡，我首先學會了想入非非。這是一種半夢半醒的狀態。許多美妙的念頭紛至遝來。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麼叫愛情，也理解什麼叫善良。然後我學會了自言自語。那時候我真是才華橫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而且合轍押韻。有一次我對著一棵樹自言自語，我的母親聽到後大吃一驚，她對我的父親說：“他爹，咱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後來我長大了一些，參加了生產隊的集體勞動，進入了成人社會，我在放牛時養成的喜歡說話的毛病給家人帶來了許多麻煩。我母親痛苦地勸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說話?”我當時被母親的表情感動得鼻酸眼熱，發誓再也不說話，但一到了人前，肚子裡的話就像一窩老鼠似的奔突而出。話說過之後又後悔無比，感到自己辜負了母親的教導。所以當我開始我的作家生涯時，我為自己起了一個筆名：莫言。但就像我的母親經常罵我的那樣，“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肉”，我改不了喜歡說話的毛病。為此我把文壇上的許多人都得罪了，因為我最喜歡說的是真話。現在，隨著年齡增長，我的話說得愈來愈少，我母親的在天之靈一定可以感到一些欣慰了吧?
我的作家夢想是很早就發生了的，那時候，我的鄰居是一個大學中文系的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下放回家的學生。我與他在一起勞動，起初他還忘不了自己曾經是一個大學生，說起話來文縐縐的。但是嚴酷的農村生活和艱苦的勞動很快就把他那點知識份子的酸氣改造得乾乾淨淨，他變成了一個與我一樣的農民。在勞動的間隙裡，我們饑腸轆轆，胃裡泛著酸水。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聚集在一起談論食物。大家把自己曾經吃過的或者是聽說過的美食講出來讓大家享受，這是真正的精神會餐。說者津津有味，聽者直咽口水。大學生說他認識一個作家，寫了一本書，得了成千上萬的稿費。他每天吃三頓餃子，而且還是肥肉餡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們不相信竟然有富貴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餃子的人，但大學生用蔑視的口吻對我們說，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從此我就知道了，只要當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餃子，而且是肥肉餡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餡餃子，那是多麼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過如此了。從那時起，我就下定了決心，長大後一定要當一個作家。
我開始創作時，的確沒有那麼崇高的理想，動機也很低俗。我可不敢像許多中國作家那樣把自己想像成“人類靈魂工程師”，更沒有想到要用小說來改造社會。前邊我已經說過，我創作的最原始的動力就是對於美食的渴望。當然在我成了名之後，我也學著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話，但那些話連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是一個出身底層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滿了世俗的觀點，誰如果想從我的作品中讀出高雅和優美，他多半會失望。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什麼人說什麼話，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鳥叫什麼調，什麼作家寫什麼作品。我是一個在饑餓和孤獨中成長的人，我見多了人間的苦難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同情和對不平等社會的憤怒，所以我只能寫出這樣的小說。當然，隨著我的肚子漸漸吃飽，我的文學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我漸漸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餃子，也還是有痛苦的，而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並不亞於饑餓。表現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同樣是一個作家的神聖職責。但我在描寫人的精神痛苦時，也總忘不了饑餓帶給人的肉體痛苦。我不知道這是我的優點還是缺點，但我知道這是我的宿命。
我最早的創作是不值一提的，但也是不能不提的，因為那是屬於我的歷史，也是屬於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我記得我最早的作品是寫一篇挖河的小說，寫一個民兵連長早晨起來，站在我們的毛主席像前，向他祈禱，祝願他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然後那人就起身去村裡開會，決定要他帶隊到外邊去挖一條很大的河流。他的女朋友為了支持他去挖河，決定將婚期往後推遲三年。而一個老地主聽說了這個消息，深夜裡潛進生產隊的飼養室，用鐵鍬把一匹即將到挖河的工地上拉車的黑騾子的腿給鏟斷了。這就是階級鬥爭，而且非常激烈。大家都如臨大敵，紛紛動員起來，與階級敵人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最後河挖好了，老地主也被抓起來了。這樣的故事今天是沒人要的，但當時中國的文壇上全是這樣的東西。如果你不這樣寫，就不可能發表。儘管我這樣寫了，也還是沒有發表。因為我寫得還不夠革命。
到了七十年代末，我們的毛主席死了，中國的局面發生了變化，中國的文學也開始發生變化。但變化是微弱而緩慢的，當時還有許多禁區，譬如不許寫愛情，不許寫共產黨的錯誤，但文學渴望自由的激情是壓抑不住的，作家們挖空心思，轉彎抹角地想突破禁區。這個時期就是中國的傷痕文學。我是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寫作的，那時中國的文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所有的禁區幾乎都突破了，西方的許多作家都介紹了過來，大家都在近乎發瘋地模仿他們。我是一個躺在草地上長大的孩子，沒上幾天學，文學的理論幾乎是一竅不通，但我憑著直感認識到，我不能學那些正在文壇上走紅的人的樣子，把西方作家的東西改頭換面當成自己的。我認為那是二流貨色，成不了大氣候。我想我必須寫出屬於我自己的、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不但跟外國的作家不一樣，而且跟中國的作家也不一樣。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外國文學對我的影響，恰恰相反，我是一個深受外國作家影響並且敢於坦率地承認自己受了外國作家影響的中國作家，這個問題我想應該作為一個專門的題目來講。但我比很多中國作家高明的是，我並不刻意地去模仿外國作家的敘事方式和他們講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們作品的內涵，去理解他們觀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們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我想一個作家讀另一個作家的書，實際上是一次對話，甚至是一次戀愛，如果談得投機，有可能成為終生伴侶，如果話不投機，然後就各奔前程。
截止到目前，在美國已經出版了我三本書，一本是《紅高粱家族》，一本是《天堂蒜薹之歌》，還有一本就是剛剛面世的《酒國》。《紅高粱家族》表現了我對歷史和愛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現了我對政治的批判和對農民的同情，《酒國》表現了我對人類墮落的惋惜和我對腐敗官僚的痛恨。這三本書看起來迥然有別，但最深層裡的東西還是一樣的，那就是一個被餓怕了的孩子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红高粱》主演之一巩俐
福克納大叔，你好嗎?福克納大叔，你好嗎?
―― 一個餓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二
讀了福克納之後，我感到如夢初醒，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地胡說八道，原來農村裡發生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寫成小說。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尤其讓我明白了，一個作家，不但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故事，而且可以虛構地理。於是我就把他的書扔到了一邊，拿起筆來寫自己的小說了。
前幾天在斯坦福大學演講時，我說過，一個作家讀另一個作家的書，實際上是一次對話，甚至是一次戀愛，如果談得成功，很可能成為終生伴侶，如果話不投機，大家就各奔前程（編者按：見前文《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下同）。今天，我就具體地談談我與世界各地的作家們的對話，也可以說是戀愛的過程。在我的心目中，一個好的作家是長生不死的，他的肉體當然也與常人一樣遲早要化為泥土，但他的精神卻會因為他的作品的流傳而永垂不朽。在今天這種紙醉金迷的社會裡，說這樣的話顯然是不合時宜――因為比讀書有趣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但為了安慰自己，鼓勵自己繼續創作，我還是要這樣說。
幾十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在故鄉的草地上放牧牛羊的頑童時，就開始了閱讀生涯。那時候在我們那個偏僻落後的地方，書籍是十分罕見的奢侈品。在我們高密東北鄉那十幾個村子裡，誰家有本什麼樣的書我基本上都知道。為了得到閱讀這些書的權利，我經常給有書的人家去幹活。我們鄰村一個石匠家裡有一套帶插圖的《封神演義》，這套書好像是在講述三千年前的中國歷史，但實際上講述的是許多超人的故事。譬如說一個人的眼睛被人挖去了，就從他的眼窩裡長出了兩隻手，手裡又長出兩隻眼，這兩隻眼能看到地下三尺的東西。還有一個人，能讓自己的腦袋脫離脖子在空中唱歌，他的敵人變成了一隻老鷹，將他的腦袋反著安裝在他的脖子上，結果這個人往前跑時，實際上是在後退，而他往後跑時，實際上是在前進。這樣的書對我這樣整天沉浸在幻想中的兒童，具有難以抵禦的吸引力。為了閱讀這套書，我給石匠家里拉磨磨面，磨一上午面可以閱讀這套書兩個小時，而且必須在他家的磨道裡讀。我讀書時，石匠的女兒就站在我的背後監督著我，時間一到，馬上收走。如果我想繼續閱讀，那就要繼續拉磨。那時在我們那裡根本就沒有鐘錶，所以所謂兩個小時，全看石匠女兒的情緒，她情緒好時，時間就走得緩慢，她情緒不好時，時間就走得飛快。為了讓這個小姑娘保持愉快的心情，我只好爬到鄰居家的杏樹上偷杏子給她吃。像我這樣的饞鬼，能把偷來的杏子送給別人吃，簡直就像讓饞貓把嘴裡的魚吐出來一樣，但我還是將得來不易的杏子送給那個女孩。當然，石匠的女兒很好看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總之，在我的童年時代，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把我們周圍那十幾個村子裡的書都讀完了。那時候我的記憶力很好，不但閱讀的速度驚人，而且幾乎是過目不忘。至於把讀書看成是與作者的交流，在當時是談不上的，當時是純粹地為了看故事，而且非常投入，經常因為書中的人物而痛哭流涕，也經常愛上書中那些可愛的女性。
我把周圍村子裡的十幾本書讀完之後，十幾年裡，幾乎再沒讀過書。我以為世界上的書就是這十幾本，把它們讀完，就等於把天下的書讀完了。這一段時間我在農村勞動，與牛羊打交道的機會比與人打交道的機會多，我在學校裡學會的那些字也幾乎忘光了。但我的心裡還是充滿了幻想，希望能成為一個作家，過上幸福的生活。
我十五歲時，石匠的女兒已經長成了一個很漂亮的大姑娘，她紮著一條垂到臀部的大辮子，生著兩隻毛茸茸的眼睛，一副睡眼朦朧的樣子。我對她十分著迷，經常用自己艱苦勞動換來的小錢買糖果送給她吃。她家的菜園子與我家的菜園子緊靠著，傍晚的時候，我們都到河裡擔水澆菜。當我看到她擔著水桶、讓大辮子在背後飛舞著從河堤上飄然而至時，我的心裡百感交集。我感到她是地球上最美麗的人。我跟在她的身後，用自己的赤腳去踩她留在河灘上的腳印，仿佛有一股電流從我的腳直達我的腦袋，我心中充滿了幸福。我鼓足了勇氣，在一個黃昏時刻，對她說我愛她，並且希望她能嫁給我做妻子，她吃了一驚，然後便哈哈大笑。她說：“你簡直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但癡心不改，又托一個大嫂去她家提親。她讓大嫂帶話給我，說只要我能寫出一本像她家那套《封神演義》一樣的書她就嫁給我。我到她家去找她，想對她表示一下我的雄心壯志，她不出來見我，她家那條兇猛的大狗卻像老虎似的沖了出來。前幾天在斯坦福大學演講時我曾經說是因為想過上一天三次吃餃子那樣的幸福日子才發奮寫作的，其實，鼓舞我寫作的，除了餃子之外，還有石匠家那個睡眼朦朧的姑娘。我至今也沒能寫出一本像《封神演義》那樣的書，石匠家的女兒早已經成了三個孩子的母親。
我大量地閱讀是在大學文學系讀書的時候，那時我已經寫了不少很壞的小說。我第一次進了學校的圖書館時大吃一驚，我做夢也沒想到，世界上已經有這麼多人寫了這麼多書。但這時我已經過了讀書的年齡，我發現我已經不能耐著心把一本書從頭讀到尾，我感到書中那些故事都沒有超出我的想像力。我把一本書翻過十幾頁就把作者看穿了。我承認許多作家都很優秀，但我跟他們之間共同的語言不多，他們的書對我用處不大，讀他們的書就像跟一個客人彬彬有禮地客套，這種情況直到我讀到福克納為止。
我清楚地記得那是1984年的12月裡一個大雪紛飛的下午，我從同學那裡借到了一本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我端詳著印在扉頁上穿著西服、紮著領帶、叼著煙斗的那個老頭，心中不以為然。然後我就開始閱讀由中國的一個著名翻譯家寫的那篇漫長的序文，我一邊讀一邊歡喜，對這個美國老頭許多不合時宜的行為我都感到十分理解，並且感到很親切。譬如他從小不認真讀書；譬如他喜歡胡言亂語；譬如他喜歡撒謊，他連戰場都沒上過，卻大言不慚地對人說自己駕駛著飛機與敵人在天上大戰；他還說他的腦袋裡留下一塊巨大的彈片，而且因為腦子裡有彈片，才導致了他的煩瑣晦澀的語言風格。他去領諾貝爾獎金，竟然醉得連金質獎章都扔到垃圾桶裡；甘迺迪總統請他到白宮赴宴，他竟然說為了吃一次飯跑到白宮去不值得。他從來不以作家自居，而是以農民自居，尤其是他創造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更讓我心馳神往。我感到福克納像我故鄉的那些老農一樣，用不耐煩的口吻教我如何給馬駒子套上籠頭。接下來我就開始讀他的書，許多人都認為他的書晦澀難懂，但我卻讀得十分輕鬆。我覺得他的書就像我的故鄉那些脾氣古怪的老農的絮絮叨叨一樣親切，我不在乎他對我講了什麼故事，因為我編造故事的才能決不在他之下，我欣賞的是他那種講述故事的語氣和態度。他旁若無人，只顧講自己的，就像當年我在故鄉的草地上放牛時一個人對著牛和天上的鳥自言自語一樣。
在此之前，我一直按照我們的小說教程上的方法來寫小說，這樣的寫作是真正的苦行。我感到自己找不到要寫的東西，而按照我們教材上講的，如果感到沒有東西可寫時，就應該下去深入生活。讀了福克納之後，我感到如夢初醒，原來小說可以這樣胡說八道，原來農村裡發生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寫成小說。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尤其讓我明白了，一個作家，不但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故事，而且可以虛構地理。於是我就把他的書扔到了一邊，拿起筆來寫自己的小說了。受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啟示，我大著膽子把我的“高密東北鄉”寫到了稿紙上。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是完全的虛構，我的高密東北鄉則是實有其地。我也下決心要寫我的故鄉那塊像郵票那樣大的地方。這簡直就像打開了一道記憶的閘門，童年的生活全被啟動了。我想起了當年我躺在草地上對著牛、對著雲、對著樹、對著鳥兒說過的話，然後我就把它們原封不動地寫到我的小說裡。此後我再也不必為找不到要寫的東西而發愁，而是要為寫不過來而發愁了。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當我在寫一篇小說的時候，許多新的構思，就像狗一樣在我身後大聲喊叫，追著讓我寫它們。以前是我寫小說，現在是小說寫我。
後來，在北京大學舉行的福克納國際研討會上，我認識了一個美國大學的教授，他就在離福克納的家鄉不遠的一所大學教書，他和他們的校長邀請我到他們學校去訪問，我沒有去成，他就寄給我一本有關福克納的相冊。那裡邊，有很多珍貴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福克納穿著破衣服、破靴子站在一個馬棚前的照片，他的這副形象一下子就把我送回了我的高密東北鄉，他讓我想起了我的爺爺、父親和許多的老鄉親。這時，福克納作為一個偉大作家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已經徹底地瓦解了。我感到我跟他之間已經沒有了任何距離，我感到我們是一對心心相印、無話不談的忘年之交，我們在一起談論天氣、莊稼、牲畜，我們在一起抽煙喝酒，我還聽到他對我罵美國的評論家，聽到他諷刺海明威，他還讓我摸了他腦袋上那塊傷疤，他說這個疤其實是讓一匹花斑馬咬的，但對那些傻瓜必須說是讓德國的飛機炸的，然後他就得意地哈哈大笑，他的臉上佈滿頑童般的惡作劇的笑容。他告訴我一個作家應該大膽地、毫無愧色地撒謊，不但要虛構小說，而且可以虛構個人的經歷。他還教導我，一個作家應該避開繁華的城市，到自己的家鄉定居，就像一棵樹必須把根紮在土地上一樣。我很想按照他的教導去做，但我的家鄉經常停電，水又苦又澀，冬天又沒有取暖的設備，我害怕艱苦，所以至今沒有回去。
我必須坦率地承認，至今我也沒把福克納那本《喧嘩與騷動》讀完，但我把那本美國教授送我的福克納相冊放在我的案頭上，每當我對自己失去了信心時，就與他交談一次。我承認他是我的導師，但我也曾經大言不慚地對他說：“嗨，老頭子，我也有超過你的地方!”我看到他的臉上浮現出譏諷的笑容，然後他就對我說：“說說看，你在哪些地方超過了我。”我說：“你的那個約克納帕塔法縣始終是一個縣，而我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就把我的高密東北鄉變成了一個非常現代的城市，在我的新作《豐乳肥臀》裡，我讓高密東北鄉蓋起了許多高樓大廈，還增添了許多現代化的娛樂設施。另外我的膽子也比你大，你寫的只是你那塊地方上的事情，而我敢把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頭換面拿到我的高密東北鄉，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裡發生過。我的真實的高密東北鄉根本就沒有山，但我硬給它挪來了一座山，那裡也沒有沙漠，我硬給它創造了一片沙漠，那裡也沒有沼澤，我給它弄來了一片沼澤，還有森林、湖泊、獅子、老虎……都是我給它編造出來的。近年來不斷有一些外國學生和翻譯家到高密東北鄉去看我在小說中描寫過的那些東西，他們到了那裡一看，全都大失所望，那裡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片荒涼的平原和平原上一些毫無特色的村子。”福克納打斷我的話，冷冷地對我說：“後起的強盜總是比前輩的強盜更大膽!”
◎寫作等於飽嘗大權在握的幸福
我的高密東北鄉是我開創的一個文學的王國，我就是這個王國的國王。每當我拿起筆，寫我的高密東北鄉故事時，就飽嘗到了大權在握的幸福。在這片國土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風喚雨，我讓誰死誰就死，讓誰活誰就活。當然，有一些大膽的強盜也造我的反，而我也必須向他們投降。
我的高密東北鄉系列小說出籠後，也有一些當地人對我提出抗議，他們罵我是一個背叛家鄉的人，為此，我不得不多次地寫文章解釋，我對他們說：高密東北鄉是一個文學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地理的概念；高密東北鄉是一個開放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高密東北鄉是在我童年經驗的基礎上想像出來的一個文學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為中國的縮影；我努力地想使那裡的痛苦和歡樂，與全人類的痛苦和歡樂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東北鄉故事能夠打動各個國家的讀者，這將是我終生的奮鬥目標。
現在，我終於踏上了神往已久的我的導師福克納大叔的國土，我希望在繁華的大街上看到他的背影，我認識他那身破衣服，認識他那只大煙斗，我熟悉他身上那股混合著馬糞和煙草的氣味，我熟悉他那醉漢般的搖搖晃晃的步伐。如果發現了他，我就會在他的背後大喊一聲：“福克納大叔，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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