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各大報紙曾經報導︰
這真是令人驚悚不止的一幕！報紙頭條新聞的標題赫然幾個大字：八旬翁釘死久病愛妻。 八十三歲的王敬熙，騙患有帕金森氏症的八十歲太太吃下幾粒FM2之類的藥物，然後將十五公分長的螺絲起子釘入她的天靈蓋。王敬熙在部落格上的文字、事後的談話，及識者的陳述皆顯示，他們是一對相當恩愛的夫妻；這是報紙編輯作成「釘死愛妻」標題的依據，因為他們夫婦倆皆認為「先走的人是福氣」。
王敬熙透露的想法是：釘死妻子，是讓她「安樂死」；事後他並拒絕提供在美國的兩個兒子的連絡方法，說是不想拖累兒子。但據醫師說，服了那種藥物仍有知覺，螺絲起子穿腦會引發極大的痛楚；而兩個兒子畢竟會知悉這個悲劇，又將在心智上留下多大的傷痛。王敬熙自認是為妻子及兒子著想，事實上恐怕適得其反，至少是未能達到他的初衷。
這件慘案又引發了「長期照顧體系」的討論。王敬熙夫婦的結局雖是如此悲慘；但就其實際生活條件言，較諸其他相似個案，卻絕非最不堪者。首先，王家夫婦相當恩愛；夫婦同住，還說不上是「獨居老人」；經濟條件尚能維持，例如搬入電梯大廈；也有自我改善的思考及能力，如改置沐浴設備，自費在大樓入口鋪設坡道；不是請不起傭人，而是不放心；參與教會活動，尋求社會參與及社會支持。王先生是退休工程師，八十三歲而有自己的部落格，王太太曾教外國人學中文；這些情況及條件皆顯示，王家的實際境遇尚可，悲劇可能出在主觀的心理素質。我們想問的是：還有多少這類家庭，其因應條件遠不如王家者，他們是如何活下去的？他們的故事上不了媒體，卻可能正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
據統計，台灣需要長期照顧（幾乎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對象逾六十萬人（失能老人逾二十四萬，其他需人「長期照護」的身心障礙者四十多萬）；但僅五萬人住進安養中心，十六萬人聘外籍看護工，另有四十多萬人留在家中由親人照料。當然，這還不包括「黑數」，與不及「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門檻的族群。
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超過七％），再加上少子化，此即意謂台灣已漸進入「王老先生與王老太太的社會」；約七年後，二○一八年，台灣將成為老年人口超過十四％的「高齡社會」，至二○二六年（十五年後）即進入老年人口逾二十％的「超高齡社會」，也就是每五人就有一位老人，屆時將如何維持這個「八十多歲王先生與王太太的社會」？僅老年化的問題已是如此嚴重，何況還有病與殘的問題。
以下這篇文章值得深思︰
【聯合報╱2011.01.06社論】
王曉民、陳長文、王敬熙，三個近日登上報紙頭版的名字。三個名字的背後，是三個不同的生命情節：半世紀的植物人、廿八年重殘子的父親、手刃病妻的老翁；這三個故事共同訴說台灣社會最深沉的悲哀：殘破的長期照護制度，讓人民殘不得、病不起，家庭照護重擔讓許多家庭陷入痛苦深淵。
台灣最知名的植物人王曉民，在臥床四十七年後，去年三月悄悄走完人生。直至近日立法院討論「安寧死」，她的死亡才為人知。十七歲車禍倒下，過世時已是六旬老婦，「王曉民」三字總在討論生命尊嚴、死亡自決、長期照護等議題時被提起。「王曉民」標記著這個社會未能解決的政策難題。
每十五分鐘得抽痰才能存活的王曉民，長臥半世紀才溘然長逝，著實是個奇蹟。這是何等強韌的親情，召喚出社會的自動捐助與關懷，才能讓照護任務堅持了四十七年，維持王曉民呼吸不輟；但歌頌王家父母及三個妹妹的堅毅是難以承擔的重，為了一名倒下的家庭成員，多年來王家付出了多少代價？
長期照護病殘家人，是何其艱難的「愛的勞務」，那是財務、體力與心靈的無盡煎熬。王曉民的母親趙錫念因不忍女兒受苦而要求「安樂死」，她長達卅四年「守著青春已消褪、容顏已枯萎的女兒」，忍著癌症侵蝕，為女兒活下去，終至油盡燈枯。
再聽另一位父親照護殘兒的心聲：「日復一日，每天都是挑戰。」知名律師陳長文深知其中況味，他親身見證妻子一手包辦文文的生活作息，照顧者已是為人而活，沒有了自己，無怪乎學者描述照顧工作是「生命的交換」。但人民面對世間必然存在的病苦殘，難道只有「一命換一命」一途嗎？
自稱「王老頭」的王敬熙，在部落格向陌生人傾訴獨力照顧病妻的苦處。這不會是個案，全球化潮流下，多少台灣人必須遠離高堂，逐全球職場水草而居。當兩名兒子都落腳美國，王家兩老只得在台灣「老顧老」。政府目前的「十年長照計畫」只提供一定時數的居家服務，無法滿足王老太太一天多次的高頻率需求。老先生在壓力之下，偏執地以「加工死亡」來終結困境，真是至悲至慘。
在現代社會中，家庭功能式微，當變故發生，家庭早已無法獨力承擔風險；真心「為民所苦」的政府早該承擔起完善的照顧政策，讓長照變成公共化、普及化，而不是讓各別家庭自力救濟，再逐一被重擔擊垮。
陳長文因愛子之心，遊說立委修法擬將外勞居留期限由九年延長至十二年，雖然修法未成，但已再度燃起外勞與長照系統消長問題的辯論。
正因為缺乏足夠的長照服務系統，台灣民眾一直被迫在市場上尋找廉價、可負擔的家庭照顧服務，包括早期的未立案安養中心，及現在的外籍監護工，都是「照顧替代服務商品」。無怪乎，眾多身心智障者家長為替兒女安排長期穩定的照護關係，乾脆花錢娶回外籍配偶，既有了照護人力，又一舉解決長期居留問題。
因為政府對長照政策的遲誤，使得長照體系發育不良，讓開放外勞十八年來，市場愈來愈大，終至衍生今日台灣由「外勞撐起長照半邊天」的畸形發展。但是，當台灣的長照系統只能「外包」給菲律賓與印尼等鄰國的廉價勞力，而不思他途，那麼，長照業務直接由衛生署移交到外交部與勞委會，豈不更省事？
再者，我們依賴便宜好用的外勞，卻一向忽略外籍勞工的工作條件改善。他們之所以「好用」、「半夜一兩點都還照顧」，正是他們透支心力的結果。近來，社福與人權團體為家庭外勞提出最「卑微」的請求：「喘息一日」，工作不該全年無休，又有多少立委諸公聽見？
我們呼籲，長照服務的提供，不應分膚色與國籍；照顧者的人權與被照顧者的福利，都該等量齊觀。
人皆會老，失能者家庭承受的照護重擔，是每一個人都可能面臨的困境，這樣的生命難題必須找到解答。
地點：林口 長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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